将中心红军分为左、右多个纵队向以三亚为基本

2019-10-11 作者:网站首页   |   浏览(51)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今天是长征八十周年纪念日,关于长征,你了解多少?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长征?人民网强国论坛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军事学博士、空军大校舒健解答关于长征的十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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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征究竟出发于何时何地?

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当政者国民党的极大不安,并展开了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自1930年开始,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此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执行了“左”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舒健:关于长征究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基本有两三种说法,一种典型的说法是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当时是1934年的10月10日,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把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算进去,时间是7月15日。还有一个是从湘赣根据地走出的红六军团。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完整意义上来说,红军长征应当就是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梅坑出发的。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之前的积极防御方针,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加之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历时一年的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遭遇失败。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葬送了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二、长征里程是否真的是“两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向西转移,由此拉开长征序幕,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

舒健:当年毛泽东到达六盘山时写下了着名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里”。我们后来习惯说两万五千里或者两万里长征。现成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叫做《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个资料是红一方面军最早、最详细的资料。这份资料累计下来走了1.8万里左右。不到两万里只是记录了中央机关每天出发走的路程,实际全部算起来里面还有其他的路走来走去,比如一些小的地方没有算进来,更重要的是作战部队是反复来回走的,军事科学院一些专家专门走过,两万多里是没有问题的。

蒋介石起初根据情报摸清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异常惨烈,红军伤亡惨重。此役结束后,出发时的8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多人。

三、长征落脚点是据何确定的?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2月11日,中央红军长征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蒋介石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筑成第五道封锁线,妄图趁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之机,一举“围歼”。在此危急的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纵观全局,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红军改变行军计划,急转贵州,于12月14日一举攻克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即黎平会议。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即《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定日后的军事、政治方针。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是长征乃至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舒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落脚点改变了很多次,有六次、七次,甚至八次的说法。最终确定陕北也是经过了反复的几次改变落脚点之后确定的。中央红军在到陕北以前已经准备在那里落脚了。此前已经得到消息陕北还有红军在那里活动。但是对于究竟当地红军规模有多大,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因为通讯不方便,不太了解,最后通过一张报纸,知道陕北还有根据地,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坚定了信心。

1935年1月28日至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国民革命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3月29日至3月31日,南渡乌江。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这时,可以说红军基本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四、如何评价毛泽东在长征中的作用?

1935年6月12日至7月7日,中央红军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8月29日至8月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后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9月17日,激战腊子口,进入甘南哈达铺。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舒健: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曾经这样总结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陈毅同志讲过,我们都是游击队长,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放弃了过去的看法,心悦诚服地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的贡献,就军事上的贡献而言,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是挽救了党,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前后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把红军从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中挽救回来。还有政治上的贡献,我们都知道,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决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做斗争,确定贯彻北上方针,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伟大转折。除了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之外,还有一种精神信仰上的东西也在那里,有人讲毛泽东把他的精神信仰贯彻到全军中去,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完成长征的决心。

在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也进行了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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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力量约3万人,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涵盖了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中央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撤退和转移。

五、如何认识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

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古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舒健:在整个长征途中,大大小小召开了30多次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中最大的作用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使我党的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不断走向成熟。另外一个方面,当时我们和苏联已经失去了联系,过去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受苏联的指导,这些会议的召开确保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开始解决我们的问题。从军事上来讲,确保了红军在军事上不断走向胜利。还有一个方面,这些会议使我们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些会议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我党民主集中的光辉典范。

长征时期目前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以中央红军为例,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5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途中,18天用于夜行军上,红军仅休息了44天。路上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平均每行军1公里,就有三四位红军战士牺牲生命。长征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逆境中坚持理想信念英勇奋斗的历史。

六、“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情报准确?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标出了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所谓长征精神,即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即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即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即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即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舒健:现在确实有很多历史资料挖掘出来,在“四渡赤水”前后毛泽东确实得到了一些很准确的情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四渡赤水”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情报的准确,这是完全错误的。情报对于一场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但指挥者得到情报以后怎么认识情报、怎么分析情报、怎么运用情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得到情报以后还需辨别情报真伪。“四渡赤水”最根本的成功还是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成功。我们通过情报知道敌人离我们那么近,敌人也完全有可能把红军包围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通过积极主动的指挥艺术调动了敌人,让敌人误判了方向,最终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为什么用兵“真如神”?这还是他指挥艺术的胜利。

七、对于其他各路红军部队的长征应作如何评价?

舒健:对其他各路红军的长征,首先他们和红一方面军是一样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浴血奋战,长征才成功。此外,还有就是团结一致,这是说其他红军和中央红军共同进行战略策应,共同完成了整个长征。整个长征的胜利并非红一方面军一家的胜利,而是所有红军长征的共同胜利。

八、如何看待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舒健:现在公认的说法,红军长征是战略大转移,为什么要战略大转移?确实是当时出了一些问题。从政治上来讲,当时我们没有搞好统一战线的政策,红军和当地的一些军阀,包括一些地主阶级关系没有搞好,处于孤军作战状态。经济上来讲,一方面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加上红军扩展得非常快,当时的根据地经济上也不能支撑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最重要的还是军事上的实力差距悬殊,敌军集中几十万部队围剿。怎么看待长征,红军是主动的战略转移,因为我们是主动撤离根据地,然后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个落脚过程中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寻找落脚点,最后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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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红军的指挥体制在长征中如何调整?

舒健:在长征以前,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是最早的指挥机构。长征开始以后,红军并不太顺利,甚至陷入了困境,后来经过一些调整,到最后,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又叫做“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作战,对保障整个长征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第一点:“指挥体制”非常重要,必须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二点:这个指挥体制必须是“高效指挥体制”,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三点:“统一的指挥体制”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条块分割,机构重叠,协调不力、关系不顺等问题,这都将影响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所以说,吸取当年红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建立有效的、高效的、权威的指挥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十、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长征?

舒健:我们确实要好好纪念长征。每一次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而这个传奇反过来成了这场革命的象征。长征即是如此,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包括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其实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长征中体现出的坚韧不拔、理想信念高于一切的奋斗献身精神,值得我们现在好好学习。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的精华,和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有别于传统思想。我很想给大家念一些话,这些话都是西方一些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把红军长征称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他说红军的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那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还有另外一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过,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者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但这任何比喻都是不恰当的,因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这个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朝这一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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